还有人怀疑今后国家会放松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这种担心和怀疑也是可以释怀的。首先，国家从一开始对西部大开发的态度和立场就是坚定不移的，成立了西部开发办公室，2000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2001年制定了《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制定了《西部开发总体规划》，对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意义、支持力度等做了明确表示。这说明国家是从战略高度上来看待西部大开发的，绝非是“政绩工程”。2003年9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要坚定地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向前进。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对西部开发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对重大政策措施的调查研究。保持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调整和完善有关政策措施。中央如此，西部各省市区也均在制定切实加快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可以说，步子一直没有停下。在2005年3月5日的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强调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不会降低。这充分说明，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并未改变，西部的人们没有必要担心什么。

　　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东北一下子“变成”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后的内地经济“第四增长极”。部分专家学者及政府公务员等对东北振兴的热情瞬间高涨，甚至个别学者在公开场合提出：西部大开发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加之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在短期内不明显，于是乎“国家现在淡化西部大开发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风压倒了西部大开发的西风”、“中央政策变化太快了”之类的议论在老百姓中流传开来，给人们带来许多不解。

　　东北老工业基地因体制等种种原因出现困难，确实急需改革重振，但这并未动摇西部大开发这项世纪战略和百年工程。首先，国家提出的是“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一个“等”字表明除东北外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同样存在振兴的问题。一句话，凡“老工业基地”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次，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西部大开发并未被轻视，说它们是“两个轮子”，是从东西部经济互动发展的角度而言，当初江泽民同志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时，其中就包含着东部不是坐等西部发展，而是同时互动发展。再次，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正是老工业基地太多，体制等弊端重重，所以，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振兴西部老工业基地”。2001年魏杰教授等专家就指出，西部老工业不是放弃的问题，而是需要改造升级。最后，无论是东北振兴，还是西部大开发，都是国家从长远大局出发，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后进并不影响先进，先进带动后进，这正是党和国家“三步走”战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之一。

　　第二，一段时间，一些人曾经产生过这样的误解：“西部大开发就是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具体讲就是退耕还林还草。”诚然，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不是全部。西部的生态环境确需改善，而且应当加紧改善。但西部大开发的整体目标是包括修复生态在内的西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西部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在于发展西部经济，从而形成全国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局面。生态环境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但只是西部开发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只是西部大开发的序幕而已。

　　第三，“老调新弹”——输血与造血的争论。如前所述，有人认为东部地区的资金回报率远高于西部地区，因此，西部大开发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与东部无法相比，投资回报率较低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也很难吸引资金，这正如常说的“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国家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才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资金、优惠政策等来提高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尽管从纯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但这种“不经济”的行为能够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又是一种经济行为。西部大开发在其初始阶段主要是政府行为而不是民间行为，这是因为西部地区自身固然必须提升“造血”功能，但造血功能如何去提升？它也是有很多条件的，其中在初期还是需要大量输血的。一个穷人再有能力，但没有资金，他就不可能有创业的机会。“输血”其实就是在创造西部地区能够自身“造血”的基本条件，这个过程是必须的。

　　第四，环境成本转移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化，国内外的部分企业可能会利用东西部经济实力上的落差，将部分环境污染大、能耗高的产业引入西部，从而加重西部的生态环境恶化。东西部地区传统的发展模式正在上演“环境成本转移”的一幕（彭海珍、任荣明，2004）。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西部大开放，以西部丰富的资源、能源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及政策优惠吸引东部及国外企业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有关法规或发展规划，在相对发达的东部或国外无法立项或发展已经饱和的一些项目，纷纷到西部地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这与西部落后的经济基础不能为更高级的产业项目提供基本条件也有一定关系。要发展，就要开放引资，但相对容易引进的却是产业链上的低层次项目，环境成本大、能耗高，这是需要解决的新矛盾。绿色GDP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解决这种矛盾的思路，也就是说，在西部立项，必须充分考虑环境成本，发展绿色经济即开发与环境治理必须同时并举。这样一来，对原计划投资于西部的企业来说无疑增加了成本和难度，会部分抵消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热情。我们认为，环境成本必须考虑，因而在其他优惠政策上或投资软环境上就应当加重分量，以补偿投资西部的企业应付出的环境成本。这样既防止了环境成本的西移，又保护了投入西部资金的积极性。

　　第五，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是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人们来说，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人们的思路基本上是在经济发展层面上的，这五年来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工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任何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从而导致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从另一方面讲，只有经济发展了，西部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了，发展精神文明及社会文化事业才比较容易推进。在落后地区率先提倡文明，就得靠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理解和宽容，这一点恐怕只有少数人能做到。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要走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即“四位一体”的发展道路，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社会和谐这四个问题融为一体，在这样的层面上来构建中国现代化的格局。这是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个大局。

　　从现实来看，西部社会和谐的状况到底如何？连续在西部暴发的几个重大事件，比如重庆万沟区数千人的聚集事件、“10·27”大规模群众聚集事件、陕西铜川陈家山的166位矿工兄弟遇难事件等等。这些连续暴发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部社会的不和谐问题，反映了在经济高增长过程当中，西部地区社会的失序和社会的失衡。和谐社会在西部到底怎么构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问题。我们认为，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应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兼顾社会各阶层的正当权益。逐渐建立起和谐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能顾了一头放了一头：既不能为了经济发展放弃社会的和谐，也不能放慢发展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