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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济时代》: 第九章:总部经济来到中国

  

总部经济来到中国

 

——20年东方总部扫描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毛泽东,邓小平,总部经济——东方“红” !

走“红”东方的总部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今天被“引入”中国?为什么在总部经济诞生的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没有能够在“东方阵营”的苏联诞生?东欧诞生?古巴诞生?越南诞生?朝鲜诞生?以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诞生……而偏偏在中国诞生呢?是什么原因,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把这原本是不折不扣的一只“西方阵营里的狼”,引进到“东方阵营”的中国的“家室”里来?

有些人把这个功劳归于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说过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这个解释过于肤浅,因为邓小平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阵营”的中国行得通,而在其他“东方阵营”的国家却行不通,必定有中国这个国家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建国以后,我的父亲在很多重要的历史场合,曾有机会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工作。毛泽东许多会议上的发言文件和谈话文件,都出自于他们秘书处的笔录。在父亲留下来的资料和文件中,令我记忆最深的,要算是毛泽东的一段精彩哲言。他说过: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破,将它们和在一起;然后再重新捏成两个菩萨——这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他的这段哲言在我们那一代人中间,已经广泛地流传。

毛泽东说的“两个泥菩萨”,其实就是指的新一代中国的经济体制建设,它的精髓,正是出自于毛泽东自己在开国之前就已经发表的《矛盾论》所阐述的“对立统一的方法论”中。而邓小平的理论并没有超出毛泽东辩证哲学的范畴,因此邓小平其实还是毛泽东的学生。1972221日,正是毛泽东自己,主动地借助了乒乓球的威力,在中南海实现了他与“西方阵营”首领尼克松的握手,并且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一天被全世界的媒体称为“改变世界的日子”。因为正是这一天,决定了“两个泥菩萨”的共同命运。毛泽东自己把自己的“泥菩萨”给打破了——而这正是他多年来的梦想。

东方总部经济与西方总部经济的确有些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毛泽东在“东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有领袖中,是唯一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不安分”的人。毛泽东的这个一心想“打破单一体制泥菩萨”的梦想,贯穿在他开创新型共和国建设脉络的始终;如果能长寿的话,我坚信他将会把“两个泥菩萨”翻来倒去,花样叠出,乐此不疲……使之贯穿于中国的各项建设之中。这里面当然包括总部经济的诞生,而且不仅是如此。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这句话,可以回顾他打造现代中国的道路:自从1949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澳门、台湾保持自己的经济体制同时存在的那个时刻开始,毛泽东就为今天总部经济在中国的诞生,种下了两个泥菩萨的“种子”。这种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两个泥菩萨共存”的现象,也不仅仅是在边境之外,甚至在中国国内50年代以后的漫长历史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两只猫”的影子:解放初期农村合作社运动中,毛泽东允许资本主义的自留地同时存在;城市工商业改造进程当中,毛泽东允许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与社会主义企业“公私合营”;甚至毛泽东在晚年发动激烈的“文革运动”的时候,他仍然在庐山建造了别墅,希望蒋介石能体面地回来。毛泽东的辩证主义思想几十年如一日地贯穿于中国的历史,因此也就为后来的国家领导者们提供了“两个泥菩萨”共同表演的理论和机会。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能够具有毛泽东的中国这种“让两个泥菩萨共存于一体”的胆量和命运。

变化,是毛泽东人生的精髓。不断地否定自己以往既定的政策,包括重新启用已经被自己打倒的人,使自己的国家永远处于一种生机勃勃的、无穷的变化之中——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独一无二的中国。

邓小平反对过毛泽东,但是他没有忘记把毛泽东“否定之否定”的学说用于自己的实践。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计划经济的乾纲独断负有责任,他们也都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给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之间相隔不到10年,这使得“黑白两个泥菩萨”的色彩在中国固定下来,并且把这种混合特色,贯穿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每个城市和村庄,每件具体政策和事情上。只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色彩,各自使用到何种程度,则是另外一回事。

东方的总部经济诞生于毛泽东打造的中国“后邓小平”时代。所以说,总部经济能够来到中国或者说在中国诞生,并且成为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其功劳不仅在邓小平,更主要的还是源于毛泽东。正是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两个泥菩萨”的中国,能够为后来的邓小平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无限的空间。因此毛泽东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也超越了前代的马列主义导师。

 

白泥菩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黑泥菩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不管是黑泥菩萨,还是白泥菩萨,

只要能为人类造福,就是好菩萨!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重新调和——中国总部经济的“泥菩萨”,就是在这样的两种混合色彩的“特色”中,完成了它自己的诞生。

这是总部经济在地球的东方表现出来的生命奇迹。

这也是东方总部经济与西方总部经济的不同之处。

 

但是我想,毛泽东和邓小平生前恐怕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会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世界总部经济之都。北京

北京坐落于月牙形环渤海区域的中心。它的几个主要经济区域,均处于总部经济城市的核心位置。这些区域包括:

1京津塘经济区域;

2京津冀经济区域;

3环渤海经济区域;

4华北经济区域;

5中国北方经济区域;

6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区域;

7全中国经济区域;

8东北亚洲经济区域;

9东亚经济区域;

10亚洲经济区域;

11欧亚大陆桥经济区域;

12亚洲太平洋经济区域;

13东半球经济区域。

另外,在上述区域内的诸多领域中,它也同样具有核心地位:

1政治领域;

2外交领域;

3军事领域;

4信息领域;

5金融领域;

6经济领域;

7高科技领域;

8高等教育领域;

9高端智能人才领域;

10东方文化概念体系领域;

11宫廷历史旅游领域;

12大型活动领域;

13大都市领域。

等等。

即便是以上所列举出来的26个区域核心和领域核心的地位,北京就已经有资格能够在自己的城市里建立起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总部。如果将未列入的所有名目进行N次排列组合,这种总部的形式将会更多。而实际上,北京在2000年以后,才真正开始建立自己为数不多的国际总部机构。2001年末,世界500强中的32家企业以总公司名义在中国内地开办了各级代表处、办事处、事务所等501家,其中北京293家,占总数的58%;外国公司在北京设立的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是120家,各种办公机构有1000多个。此后,总部设在外地的国内大型企业也纷纷开始把总部或企业重心移向北京。

摩托罗拉,可以说是最早入驻北京的跨国际区域总部之一。21世纪初,它在北京国际贸易中心附近建立了自己的总部大楼。跟随其后的还有很多:爱立信、LG、摩根斯坦利、奔驰、美孚、NEC、花旗、戴尔、麦当劳、诺基亚……在美国《财富》杂志排名世界500强的企业当中,将近有160多家已经在北京落户,全球30多家跨国企业集团,在这里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区域总部或者领域总部。仅北京中央商务区(CBD,地点在北京朝阳区,以大北窑为中心的4平方公里区域范围内)一地,就集中了2080家企业,460家跨国公司,120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100万在上述企业总部工作的商务精英人群。北京两个主要总部经济区——中关村和中央商务区——区域的年产值,都在数千亿元之上。目前,北京的总部经济形态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国际贸易中心总部经济——中央商务区·CBD形态;

中关村总部经济——电子科技产业孵化器形态;

西单金融街总部经济——金融决策形态。

此外还有几个存有争议的所谓“总部经济试验新区”,包括:

亦庄——制造产业园区和总部混合的试验区形态;

上地——企业总部试验区形态;

丰台科技园·总部基地——企业总部试验区形态;

朝阳区影视创意产业基地——影视产业和影视总部混合的试验区形态;

等等。

北京总部经济建设具有明显的计划指令经济的特点。2005年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和书记刘淇,首次将“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写入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王岐山说:“广泛吸引跨国公司、国内外金融机构、大企业、大集团来京设立总部、研发中心、营运中心、采购中心,发展总部经济。”刘淇在市委六次会议上讲到:“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首都的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广泛吸引著名跨国公司、国内外金融机构、大企业、大集团来京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凝聚国内外更多的优秀人才来京工作、创业和投资。”北京市领导人在2006年再次肯定了上述的这些结论。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的大型国有企业首都钢铁公司根据总部经济理论,在2005年将自己钢铁集团的庞大生产体系搬迁出北京的西部石景山地区,而将总部继续留在北京;同样,大型国有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制造公司也在这样做。北京丰台区政府在投资丰台科技园区总部基地的基础上,继续动员了众多的国有企业总部,进驻到该试验基地,使得进驻该地区的国有企业总部的数字达到全部入驻企业总数的40%强。与此相同,西单金融街、亦庄、上地,正在开发的朝阳区影视创意产业基地,都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指令的特点。一声令下,万箭齐发——这是中国的特色之一。相比之下,中关村和中央商务区,两个地点依靠市场经济起步的历史特征更明显一些,但也无法最终离开政府的认可和批准。这和欧美发达国家总部经济的形成,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北京市政府对总部经济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具有国家背景的权威理论界参与研究并且给予认可;

2政府直接参与领导开发,并且成立直接的管理机构;

3政府直接参与投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控股;

4项目投资及开发商具有极强的国家关系背景;

5国家确保项目开发之后能够取得高额回报;

6国家给予进驻企业税收等政策方面的支持。

由于以上的原因,在一般情况下,北京总部经济项目开发启动比较快,但是效率低。只有中关村和国际贸易中心中央商务区两个项目,由于具备更多的市场竞争的自发特征,因此保持着高效率的增长。这两个地点加在一起,仅每年上交国家纳税的数额,就占到全国总额的5%以上,和上海的陆家嘴不分仲伯。

基于北京的环境条件以及上述原因,许多专业人士对于在北京发展总部经济,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认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中心。近年来,北京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处在领先的地位。不利的因素转为了有利的因素,政府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打破,但因为计划经济的实施,中央政府几十年来把大量的优势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科技资源、金融资源、政策资源都聚集在了北京,形成了北京的优势。在人力、科技、政策、政府决策、宏观调控、资金投入等方面,北京具有着外省市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

 

他们还认为:北京在政策资讯的快捷掌握、良好文化生活氛围的营造上的优势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而且在人才累积方面,北京汇聚了北大、清华等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另外中关村在高科技成果产业化上,以及在管理经验与人才培养上也有过硬的基础。无论是跨国机构,还是国内企业,这些条件对外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从长远来看,北京发展总部经济基础较好。因此,北京市政府理论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对在北京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给予了厚望,他们认为:首都理应占领未来经济制高点。而且北京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的承办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景气时期。总部经济异军突起,将引起震动。

 

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总部经济的本质是“知识经济”,它为首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是北京实现“振兴现代制造业”的现实选择。它符合发展首都经济的要求,丰富了首都经济的内涵,是对首都经济的深化和细化。

 

甚至有人提到了政治上的因素,他们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对首都的建设、发展十分关心和重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要的指示。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书记处对首都的建设提出了四项指示;90年代中期,提出了要做好四个服务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指出,北京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各个方面都要努力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些重要的指示精神,不仅将北京纳入到中国发展的大格局、大战略之中,而且为北京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北京市政府一直在积极地探索首都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并且积累了一些实践的经验。总部经济的发展理念为首都经济的发展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北京发展总部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北京作为首都是国家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具有科技、智力、人才、信息的资源优势,同时聚集了相当多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带有总部和总部派出性质的各种机构和组织,这些是带动总部经济发展的十分难得的总部资源。他们的经济活动不但在北京市的经济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北京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总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和帮助。

 

另外,自2003年开始在北京崛起的总部经济理论掀起了一股全国总部经济的研究热、实践热,北京的许多功能区都在为发展总部经济创造条件,一些郊区县也希望在总部经济的发展中,通过产业分工获得新的经济增长优势。可以说首都总部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初步形成了北京未来大总部经济区的发展格局,北京总部经济的优势和效果已经显现。

 

我们总是期望总部经济在东方古老的紫禁城北京成为现实。

但是,对此我也不无难言的忧虑。

催生总部经济理论诞生三年后,我重新走访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发现总部经济或者总部的词汇在这里已经比比皆是:

一种是当年我们在广告战略会议上决定的主打项目——擎天柱广告牌,它分别矗立在首都国际机场以及环绕首都的三环和四环公路两旁,仍然高耸云天。那上面的主题广告语至今还没有丝毫改变,这一点符合我当时提出的“让红旗不倒,让广告语不变”的战略主张。但是附加语却出现了策略上的偏离,提出:为总部服务!奇怪,难道我们拿出50个亿去打造“中国第一个总部经济试验新区”,其宗旨就是为总部服务吗?大错特错。以此说来,作为区域经济核心的总部经济竟然除了为自己服务以外,一点作用都没有了。谁还来买你的楼盘?

另一种是在中央商务区,在这片水泥森林中间,我看到了总部公寓、总部巅峰、总部首航、总部首选、总部论坛、国际传媒总部……之类的巨型标牌承载着这些概念,赫然醒目。我在想,当然,概念都是不错的,位置也还准确,造词新颖,富有创意,可以看出它们出自素质较高人士之手。但是——项目自身又如何呢?面对高涨不止的楼价,实践家,该不会是又一个炒家吧!

再有另外一种,是贻笑大方的。在离北京市中心不远的繁华地区,也拥挤着一些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陶瓷批发总部基地、服装批发总部基地、总部医院、总部小镇、总部……这时我又想起了在门户网络上看到的“豆腐总部基地”诞生的消息。豆腐西施?鲁迅笔下的人物?细脚零丁的圆规?她们又出现在今天的北京了?明天,会有什么“总部西施”出来吗?……

 

我们不希望在总部经济领域看到所谓的:运动。

中国人经历莫名其妙的“运动”太多了;而真正需要的运动却太少。难道说,像大跃进那样,像开发区那样,总部经济作为一场运动——又开始了吗?

对此我的担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从市场经济角度去说,担心总部经济变成“狗皮膏药”。

另一个,从计划经济角度去说,担心政府的干预太多,弄巧成拙,就会演变成为一种“熊的服务”(俄罗斯童话寓言中描写过这段精彩的故事:熊对自己的主人非常热心和善良。有一天,熊突然发现一只可恶的苍蝇;这只苍蝇竟然飞落到自己主人的脸上!而主人正在香酣酣地睡觉。为了赶走这只苍蝇,于是,熊就抡起自己的熊掌,结结实实地给了主人一巴掌……)。

这决不是戏言。君不见,我们已经有过多少现实的教训?20年来,政府依靠行政命令,在全国建立了上千个开发区,在乡镇政府指令下,成百上千的高科技经济试验园区,如今安在?就在今年夏天,还有老板找到我,拿出区政府主导并授意下的“中关村电脑节”的失败方案,登门讨教……“中关村电脑节”,奇怪,这样一个节庆经济的产业行为,怎么能由政府去主导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

北京在历史上毕竟曾有过对人类文明的许多贡献。

距今25万年至5万年之前,北京山顶洞人出现在地球上。

距今2200年以前,穿越时空的万里长城屹立在北京之郊。

距今800多年之前,北京以帝王之都的形象出现在中华民族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

数百年过去了,北京以历代帝王改朝换代的精彩历史,演绎了中华文化的辉煌。特别是在清帝退位以后,以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相互交错和碰撞为表征的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北京的舞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京,作为现代中国的国都,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社会改革与进步的、英雄而悲壮的、气壮山河的人间史诗。

可以说,总部经济在北京形成规模,总部经济理论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提出并献给人类世界,无疑,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对地球人类贡献的无尚价值。上海

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之称。但那时候,巴黎还不是总部经济城市。

100多年的历史对上海来说仍然是很年轻的。因为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华东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贸易中心还不在上海。宁波才是东方的门户。上海作为一个临海渔村,一直默默无闻。只是到鸦片战争后期,实际上是直接因为鸦片战争的原因,清廷被迫“门户开放”,上海从此才登上国际经济活动的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国际租借地周边国际间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像大海的潮水般涌来,富裕和金钱把上海装扮成一个“东方冒险家的乐园”。面对外滩那一片不夜灯火,东方巴黎、东方伦敦、东方明珠……很快成为上海的代称。

上海在地理位置上非常优越,它很像美国的纽约。

在北美大陆和中国大陆两大海岸,都有一条面对海洋的“S”型线条的长长的海岸线。北美的“S”海岸线面对的是大西洋,而中国大陆的“S”海岸线面对的则是太平洋。美利坚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纽约就坐落在大西洋这条“S”海岸线的中心;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也坐落在太平洋这条“S”海岸线的中心位置上。两个大城市的北纬度也颇有些接近,只是脚心对着脚心相对而立。

纽约坐西向东,面向海外世界,背靠广阔富饶的国土。纽约的北面是美利坚大陆的北方,以工业制造为主;纽约的南面就是美国南方,是一片绿色葱茏、物产富庶的农田和庄园。

上海同样也是坐西向东,面向海外世界,背靠广阔富饶的国土。上海的北面是中国大陆的北方,以工业生产为全国之最;上海的南面就是中国南方,也是一片绿色葱茏、物产富庶的农田和村庄。

因为地理位置的极其相似,形成了上海与纽约两个城市许多相同的价值观。首先是国际贸易,其次是南北通商,然后是金融业的繁荣,再就是成为支撑起地区以至全国经济命脉的首屈一指的总部经济中心。

两者的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首先在体制上各自处于一对矛盾的极端,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在社会心理上,纽约更多地体现出多民族移民创业文化的探险、自信、民主、豪迈、以个性为中心、随心所欲的自由思想;而以往的上海人在这方面则处于明显的劣势。新的上海人实际上已经不是过去概念中的上海市民阶层,他们更多的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是新时代成功的产业家,正在飞快地改变着旧时代人们对斤斤计较的“阿拉上海人”的不佳印象,因此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纽约人的心理差距,但这仍需要时间。

 

作为全中国最大的金融与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也和北京一样,具备着充当总部经济城市的优越条件。首先当然是上海面对区域经济的核心位置:

1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

2宁沪杭经济区域;

3江浙沪经济区域;

4“7+3”华东经济区域;

5“16+3”华东城市群落区域;

6中国南方经济区域;

7长江中下游经济区域;

8长江经济区域;

9东海经济区域;

10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区域;

11全中国金融经济区域;

12东亚经济区域;

13中亚五国协约方式经济区域;

14亚洲经济区域;

15东方桥头堡·欧亚大陆桥经济区域;

16亚洲太平洋经济区域;

17环太平洋经济区域;

18东半球经济区域。

另外,在上述区域内的诸多领域中,它也同样具有核心地位:

1外交领域;

2金融领域;

3经济领域;

4信息领域;

5艺术领域;

6交通领域;

7医药领域;

8国际化领域;

9高科技领域;

10城市化领域;

11工业制造领域;

12创意产业领域;

13高等教育领域;

14高端智能人才领域;

15东方都市怀旧文化综合概念体系领域;

16江南风光旅游领域;

17大型国际活动领域;

18国际大都市综合概念领域;

等等。

上海引领全国的经济地位,早在鸦片战争后期的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东方纽约”式的繁荣和后续的演变,特别是在最近10年来的发展,它已经具备了作为总部经济大都市的优越地位。上海与北京一样,在相关的区域经济和领域经济范围内,甚至在全国以至国际间的范围内都具有统领作用的地位。据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以高科技、制造业、金融业和商业等传统和新兴产业为主,在进驻上海的企业总部当中,经过国家商务部认定的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达41家,略高于北京,居全国首位;进驻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集团,有45%接近300家选择落户上海。上海的迅猛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外的投资者,目前上海累计的外方投资金额,已经超过800亿美元。2006年,名驰环球的美国迪斯尼主题公园投资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在上海投建中国大陆第二个公众娱乐活动场所,投入资金将超过上百亿元;此举一旦付诸实施,将最先辐射并惠及10万平方公里内的长江三角洲休闲娱乐产业经济领域,进而影响整个华东和全国。国内资金也不甘其后,最近有消息说,在《福布斯》排名前列的国内民营企业家、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先生,携带整合资金50亿元,在上海张江高科的范围内联合打造占地2000亩的总部经济园区。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它将完全可以和我们在20032004年开始探索并创建的北京丰台地区“国家第一个总部经济试验园区”总部基地49亿元规模相比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据称还有星月集团等若干个大型实力企业,像刘永好那样,携带巨资,在上海的周边地区寻找类似的总部经济开发项目。这种投资动机均源自于上海日益走强的总部经济实力地位。

 

上海的总部经济形态多种多样,主要体现在浦东陆家嘴开发区、外高桥高科技园区、外滩老区、创意产业新园区以及上面所述的张江等地域。在总部经济蓬勃发展的局面下,上海人与北京人又有着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上海人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同时,两地也有着一种潜意识的攀比的心理:你能拿下奥运会,我就能拿下世博会。彼方有彼方的贡献,己方有己方的贡献,对总部经济的巨大贡献也不应当在言论上表述谁的更多。当北京人正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沾沾自喜的时候,上海人会认为:你们北京的总部经济在阿拉上海早就有了。此话有理。另外在其他方面,比如对风行全球的创意产业的认知和开发上,北京也落在上海的后面至少一年——这是北京不能不认输的地方。

总部经济在上海和北京受到“中国特色”的影响,相比之下,上海比北京有着稍微更多一些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意识,比如表现在房地产价格方面,北京高抬,上海回落……等等。这可能是由于上海的市场经济历史传统的遗传基因带来的。近年来,台湾长期居住在沪的居民已逼近50万人;随着中国加入WTO协议的过渡期已满,金融改革和与国际规则接轨,外来金融以及移民的影响等即将更大地改变上海原有的城市环境。不难想象,21世纪的上海,将在中国总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发挥更大、更辉煌的作用。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句话在词义上理解并没有错。

19世纪80年代后的上海,正是依托了这种冒险精神,才得以迅速地成长为东方的巴黎、伦敦或者纽约,同时确定了自己在中国——这个充满着保守、落后、愚昧的旧世界的经济、金融、政治、文化上的引领地位。这种地位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引领了中国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当时的上海,可以说是古老中国挣脱枷锁,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希望。它的迅速崛起,无论从性质、速度到意义,都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深圳,甚至比深圳的历史意义更加伟大辉煌。但是20世纪后半期的上海,失去了这种“冒险家”的精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冒险的上海人”不见了。上海和美国纽约的地位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是就是有一点,两者具有天壤之别。那就是:城市里边的居民。纽约的居民是那些充满“冒险精神”的有文化和教养的移民,正是这些移民文化促使纽约几百年持续不断地走向繁荣;上海的居民则不同,那些“冒险家们”大多是欧美国家的居民,他们不是移民,而是暂住的侨民,虽然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在这里长期居住,但是数量微乎其微。绝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上海居民,不可能独立地支撑起上海长期作为一个国际化顶级城市的发展地位。当然,最早的上海人从留着小辫子开始,到率先穿起西服,总算是挣脱了旧文化的束缚,而且我认为这些人一定并没有现在人们通常指责的那些现代上海人的“通病”。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国外冒险家逐渐离开上海之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变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冒险家”取而代之,并继续维持了上海半个世纪的商业传奇。可是这些“上海冒险家”,很多都去了香港,使香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第二个上海”,或者说“第二个东方巴黎”。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香港精神,正是昨天的上海精神。那么今天的上海呢?21世纪的今天,上海的经济与金融发展能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吗?中国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能够具有当年神话般的那种“上海冒险家”的精神吗?这无疑是对今天的新上海人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广州

广州是全世界“唐人的故乡”。

会说广东话,不会说英语,也能走遍世界。

广州独一无二的南大门地缘优势和侨乡身份,曾经一度是中国人的骄傲。远在1840年之前的元明清时代,南大门广州就曾经长久地担任着中国唯一的对海外通商的“国家口岸总部”的重任。在18世纪,正当“海禁”严厉,北美西海岸一片荒凉和寂寞的时候,是中国的华仔(广东人的称谓)从广州远渡重洋,莅临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与当地美利坚民族一起开始了第一桶黄金的淘寻。淘金热即将过去的时候,又是这批华仔,与美利坚移民一起担负了修建第一条贯通太(平洋)大(西洋)全美国大铁路的历史使命。“我咳(是)广东人”——这句话最早代表了中华民族全体公民的商业形象而传遍海外。

广州作为国家通商贸易总部是当之无愧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名播四海。作为省会,它领导着一个连续若干年占据全国GDP产值最高级别的省份,一马当先地向前发展。从孙中山开始,愿为天下先的精神,祖祖辈辈成为广州人民的共识。几百年来,广州人积累的对外经商经验和深厚的文化价值观,为羊城成为国际性的总部经济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与后起之秀深圳珠联璧合,与众多中小城市连成一片,共同坐落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面向境外大都市香港,背靠物华丰美的华南大地,形成了“9+3”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更加显示出它的对外贸易实力和综合经济领导地位。

广州在一些主要经济区域或者领域,均处于总部经济城市的核心位置:

1穗深珠经济区域;

2粤港澳经济区域;

3穗深港澳台经济区域;

4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

5京广铁路沿线经济区域;

6两广(广东、广西)经济区域;

7“11+3”泛珠三角经济区域;

8环中国南海(新、越、柬、老、马、泰、印尼)经济区域;

9欧亚海洋丝绸之路经济区域;

10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区域;

11华南经济区域;

12南方经济区域;

13东南亚经济区域;

14南亚经济区域;

15亚洲经济区域;

16亚洲太平洋经济区域。

另外,在上述区域内的诸多领域中,它也同样具有核心地位:

1政治领域;

2外交领域;

3军事领域;

4信息领域;

5金融领域;

6商贸领域;

7经济领域;

8高科技领域;

9高等教育领域;

10高端智能人才领域;

11侨乡文化概念体系领域;

12大型经贸活动领域;

13境外旅游领域;

14大都市领域;

等等。

广州城市的经贸中心地位十分显著,在诸多行业当中应该是首屈一指,因此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风向标。经贸中心的位置随着历史的沿革,也在不断地移动。1949年建国以后的50年代,最早的广州经贸中心在海珠广场。70年代后移至越秀山下的流花湖一带。80年代开始,沿着新建的环市路向东转移,从环市中路到天河北地区,这时的总部经济格局已经开始出现其雏形。2000年以后,国内外总部开始在天河北-珠江新城扎根,形成总部聚集的现象,这个地区被称为“大天河CBD”。

新建成的“大天河CBD”,包括了京广线天河北火车站广场、中信广场、市长大厦、金利来大厦以及珠江新城的四大市政公用建筑、政府办公机构、6家保险公司、多家金融企业、太平洋安泰人寿、地下轨道交通工程等区域型跨国、跨区、跨省企业集团总部的办公机构,从而形成华南最大的CBD中央商务区。

最近广州市政府为此出台了《广州市鼓励外商投资设立总部和地区总部规定》。广州越秀区政府也在考虑制定总部经济计划,《总部经济发展基地》已经挂牌。此外,有消息报道,广州、深圳正在与香港联手,为打造中国最大的“总部经济高地”而努力。世界500强企业,在这个城市密集地区入驻最多:单在广州已经有100多家,深圳几十家,香港几乎大部;这些企业在这个地区入驻时间早,效率也很高。而广州在这一地区的位置则是代表着最高的内地政治权力中心,许多高层决策必须在这里做出。

广州正在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率先于全国进入现代化的梦想。

 

其实,毫不隐瞒地说:广州失去了一次做大总部经济的历史的机会。

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记得当时我来到广州,遇到朋友问我对广州的看法。我说一半欢喜一半可惜。欢喜的是广州的开放环境、政策、观念,以及欣欣向荣、一马当先的经济市场发展水平。但是更加可惜的是:广州对文化的不重视,对高端人才的不重视,对高等教育的不重视。广州普遍重视的是“现金流量”,是“商品交易”,是“物质生产”……这些产业链基础环节的低端经济活动,构成了广州当时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商场、大繁荣和大气候。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终端,而没有像北京、上海后来做的那样,集中在“高端”。这就使广州失去了在全中国都在沉睡未醒的时候创建“中国第一个总部经济城市”的历史最佳机会。

时隔20年的今天,广州市政府开始认识到了“总部”的作用。其实,作为中国历史南大门的广州,落在总部经济城市香港的后面,就已经是千不该万不该了,那么这一次能否抓住机会呢?如果再次失去,广州就将落在深圳的后面,悔之晚矣。深圳

深圳市被称为“鹏城”,它是中国的奇迹。

作为“中国第一经济特区”的深圳市,它年龄最轻,不到30岁;但是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今天在很多指标方面已经位居全国之首;它思想最解放,在创新、创意、创造,接受新事物,勇做拓荒牛方面,深圳人具有最值得自豪的传统。

随着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中国,深圳在地缘经济方面的优势正在一天一天地失去;甚至有被周边大都市边缘化的危险。但是,它在领域经济范畴内建立总部经济的优势还存在,只是未被人们所重视。在区域经济方面它主要包括:

1深港经济区域;

2深穗经济区域;

3深珠经济区域;

4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

5深京九铁路沿线经济区域;

6深港澳台边境经济区域;

7亚洲经济区域;

8亚太经济区域。

不过,地缘经济方面优势的失落掩盖不了它在诸多领域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1中国政治概念领域;

2国际信息交汇领域;

3国家商贸领域;

4金融领域;

5经济领域;

6高科技领域;

7国家创意创新领域;

8国家现代文化艺术领域;

9高端智能人才领域;

10高端产品开发领域;

11国际交通概念领域;

12过境文化概念体系领域;

13过境休闲文化娱乐领域;

14境外大旅游概念领域;

15各种大型活动领域;

16现代城市化运动领域;

等等。

 

深圳人与广州人、广东人略有不同,他们大多是内地知识移民中的精英。深圳市政府对打造总部经济的想法由来已久,因为深圳地区有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春”的情结。从目前大发展势头来看,深圳总部经济聚合优势明显,高新技术产业首当其冲。该产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成为该市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比如:通讯领域的华为、中兴;软件领域的金碟、金证、亚都;生物科技领域的科兴、海王、赛百诺、海普瑞;新材料领域的比亚迪、长园、中金高能;医疗器械领域的安科、迈瑞、金科威等,近年来都已经在深圳聚合成为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总部群落。

福田区政府领导人对总部经济有着特别的关注,主要官员多次在正式会议上强调:要把福田作为深圳的总部经济商务办公中心区,成为许多跨区域经营的大企业、大公司、大集团聚集抢滩登陆的地方。目前,三星视界、创维、中汽南方、佳能、顺电、长城国际等品牌公司,他们的总部大多已落户在深圳的福田。

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的投资也成为一种总部经济形态。近年来,在深圳投资的历年获得500强称号的企业已经达到100家以上,沃尔玛、家乐福、欧姆龙等跨国巨头纷纷将在中国的采购中心落户深圳。其中,仅沃尔玛中国公司的采购清单中,95%的产品来自深圳。该市的领导人多次表示出深圳要做珠三角CBD的战略意图;将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形成“区港联动”机制,完成以深圳市为中心总部,周边腹地为躯干的运行模式。

 

金融业总部聚集也是深圳总部经济的另一特点。除了国内所有全国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悉数在深圳设立分行之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等机构,也纷纷到此开办业务。据不完全统计,深圳的总部型银行共有4家,总部设在深圳的证券公司达到19家,基金管理公司共15家,保险公司20家。深圳市由此成为全国基金行业管理最多的城市之一;金融业的发展在全国逐渐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最近,有国家机构把深圳的总部经济地位,排在全国第四。当然这种“排名”是否合适,那是另一个话题。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几年,人们普遍认为深圳有些落伍,大量人才倒流,精英思想下滑,领导追求平稳,某些产业经济指标出现回落,深圳市以往作为“经济特区”的优势地位和优惠政策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

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心,在“深港合作”、“穗深港联动”共同打造全国最大的“总部经济高地”的战略中,捷足先登、后起之秀的深圳,是否能够抓住这又一次的历史机遇?是否能够准确认定自己的战略位置,勇担历史赋予的新的使命,实施跳跃式的发展?是否能够继续发挥出以往的那种威震世界的“拓荒牛精神”的传统?是否能够再一次地向国人证明自己,迎来自己第二个“春天”?再次扮演令人惊讶、羡慕、荣耀的角色?

还是让历史来回答,让后人去评说吧。

 

如果仅仅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参与,总部经济地位问题还比较简单;但是中国的城市有几百个,“从众”心理伴随着“运动”习惯,计划经济领导着市场经济,行政命令指挥着自由竞争,白泥菩萨指挥着黑泥菩萨,总部经济便成为一种盲目的跟风行动。在这场即将开始或者说已经开始的总部大战中,谁是李逵?谁是李鬼?谁在搞经济?谁在搞业绩?谁在挣钱?谁在套钱?或许大家都是在前进?都是在犹豫?在中国你很难分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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